“枪毙卖国贼！”一声响亮而激昂的男声从台下猛然传出，紧接着响起了三声刺耳的枪响。刹那间，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的会场内外顿时掀起一阵骚乱。会场里的官员们惊慌失措，纷纷抱头鼠窜，只有张继、张学良以及汪精卫的卫兵依然坚守岗位。
此时，身中三枪的汪精卫倒在一片鲜血之中。这起事件后来震惊了整个民国社会，被称为“汪精卫被暗杀”事件。而这场暗杀行动的幕后主使，也逐渐浮出水面，揭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
令人意外的是，杀手最初的目标并非汪精卫，而是蒋介石。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为何杀手会临时改变刺杀对象，转而对汪精卫下手？策划这场暗杀的幕后人物又到底是什么来头？
展开剩余90%这名刺客名叫孙凤鸣，表面身份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，实际上却是被称为“暗杀之王”的王亚樵的心腹部下。
当天，孙凤鸣虽然未能击中汪精卫的致命部位，但三枪都未偏离目标，分别击中了汪精卫的肋骨、手臂和额骨缝。尤其是那枪击中肋骨，令汪精卫此后整整九年忍受难以言喻的病痛折磨，最终伤口感染加重导致死亡。
然而，按照孙凤鸣的交代，那天他的真实目标是主持会议的蒋介石，射伤汪精卫纯粹是退而求其次的结果。
会议召开前，孙凤鸣和他的幕后主使王亚樵已多次策划针对蒋介石的刺杀行动，然而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。
按照原定计划，蒋介石当天应亲自莅临会场，当他站在主席台上宣布会议开始时，伪装成记者的孙凤鸣便会当场发起袭击。
根据当时的记录，蒋介石确实抵达了现场，但天生敏感多疑的他察觉会场内外形势复杂，人群密集，疑有不稳因素，于是躲藏在会场楼上的一个房间里，迟迟不肯现身。
在此情形下，汪精卫不得不代替蒋介石主持会议。
孙凤鸣见汪精卫单独从楼上走下来，内心已做好最坏的打算。直到会议临近尾声，蒋介石依旧未现身，孙凤鸣确认原定的刺杀计划彻底失败。
然而，为了避免留下任何口实，同时减轻亲友的嫌疑，孙凤鸣在行动前服用了大量鸦片。也就是说，不论当天刺杀成功与否，他几乎不可能活着离开现场。
他心想：反正是死，不如带着一个反动派一起陪葬。蒋介石杀不成，那就杀汪精卫吧。
但也许是鸦片服用过量影响了他的动作，孙凤鸣的子弹没有击中汪精卫的致命部位，受伤的汪精卫没有当场毙命，而是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。
就在此时，紧靠汪精卫身边的张学良一脚踢倒了孙凤鸣，紧接着卫兵们迅速将其围捕。
还未等卫兵对孙凤鸣进行审讯，他体内的毒素开始发作。为了从他口中获得情报，蒋介石下令为他注射强心针，逼他吐露一切。
于是，蒋介石手下的医生给孙凤鸣注射了一针又一针，直到他身上留下了超过一百个针孔。
可惜的是，档案记载显示，孙凤鸣最终没有透露任何有用情报。
孙凤鸣死后，国军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他所属的晨光通讯社。顺着线索，他们抓捕了多名晨光通讯社的工作人员，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也在其中。
为了报复，国军对崔正瑶施以残酷折磨。资料显示，晨光通讯社大部分成员非死即伤，唯有华克之夫妇侥幸逃脱。
蒋介石等人对华克之有所耳闻，主要是因为华克之与国民党的宿敌、上海斧头帮帮主王亚樵关系密切。
确认幕后主使是王亚樵后，蒋介石在全国悬赏捉拿他。悬赏金额高得惊人，远远超过对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领导人的悬赏总和，显示出蒋介石对王亚樵的深仇大恨。
那么，王亚樵与蒋介石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渊源？为何蒋介石恨他入骨？
国民党著名特务沈醉曾评价：“这个人的行动，让蒋介石和戴笠都感到恐惧，值得载入史册。”他说的正是上海斧头帮帮主王亚樵。
王亚樵出身合肥一个农村家庭，与一般农家子弟不同，他自幼接受私塾教育，甚至曾通过县试。
然而，乱世无常，时代动荡影响了他的生活轨迹。
武昌起义爆发后，王亚樵毅然加入革命党，但因政治理念不合，很快脱离革命党，转而投入社会党。
时局突变，社会党身份让他遭政府通缉，迫使他与同乡好友逃往上海滩谋生。
正如李鸿章族孙李少川所言，“上海滩是拳头硬者的天下。”王亚樵和同乡凭借拳头迅速在码头站稳脚跟。
他明白，要在上海立足，必须先赢得同乡支持，遂以安徽会馆为核心，广泛联系安徽籍乡亲，建立起一支以乡谊为纽带的黑社会性质队伍。
随后，他听从李少川建议，令每名手下配备斧头，从此“斧头帮”的威名响彻上海滩。
彼时上海滩势力错综复杂，官方之外有三大帮派，被称为“上海三大亨”。作为后来崛起者，王亚樵不可避免地与三大亨产生利益冲突。
不过，三大亨见斧头帮赢得大量底层民众支持，尤其是码头工人，也只能无奈妥协，维持表面和平。
在这种形势下，斧头帮势力不断壮大。1924年，两名重量级成员加入，为帮派注入强大助力，这两人正是后来的戴笠和胡宗南。
戴笠被称为国民党“特工之王”，实力强大；胡宗南则成为蒋介石麾下大将，被誉为“天子门生第一人”。当时，他们都只是王亚樵众多部下中的一员。
两年内，胡宗南和戴笠相继离开斧头帮，进入黄埔军校深造。令王亚樵始料未及的是，昔日无名小弟戴笠，最终加速了他的覆灭。
戴笠与王亚樵间的仇恨为何如此深重？戴笠为何誓要置王亚樵于死地？
毛泽东曾评价王亚樵“做小事欠缺谨慎，大事却不糊涂”。尽管是黑帮老大，但王亚樵对国家和百姓的敌人从未妥协。
北伐战争爆发，王亚樵立刻响应孙中山号召，加入北伐军。但见北伐成果落入蒋介石和汪精卫手中，他渐渐失去耐心。
1927年，王亚樵出席中山公园奠基大会，当众强烈谴责屠杀行为，反对清共，公然与蒋介石对抗。
从此，他成了蒋介石眼中不可容忍的眼中钉。戴笠当时任蒋介石重要职务，虽无直接矛盾，却因立场对立被迫成为敌人。
戴笠曾试图拉拢王亚樵，甚至带着胡宗南一起劝说，企图让王归顺蒋介石阵营。
但王亚樵坚持：“蒋介石若不坚决抗日，他便是国人及我的仇敌。”
蒋介石深知拉拢无望，为消除隐患，只能下狠手对付王亚樵。
北伐胜利后，蒋介石势力日益膨胀，王亚樵被迫远赴香港避难。在那里，他结识了李济深和陈铭枢，因三人同为“抗日、反蒋、拥共”者，遂加入“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”。
然而，孙凤鸣刺杀汪精卫事件曝光，王亚樵的名字也被牵扯其中。蒋介石派出特务大举围捕王亚樵。
香港再非避风港，所幸李济深引荐王亚樵与延安共产党取得联系。
王亚樵视延安共产党为救国希望，写信给毛泽东和朱德，表达愿随从赴延安，共赴正义之师，实现正义理想。
毛泽东等人见其诚意，允许其前往延安。
但计划尚未实现，戴笠率军统特务埋伏，在江西梧州将王亚樵袭击暗杀。
公开资料显示，王亚樵被枪击砍杀，面部皮肤被剥落，执行暗杀的正是昔日兄弟戴笠。
1936年12月12日，西安事变爆发，张学良与杨虎城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，促成全国抗战统一战线。
可惜，始终致力推动蒋介石抗日的王亚樵未能亲眼见证这一天。
王亚樵是个复杂的角色，好友华克之曾评价他“是个乱七八糟的好人”，美国女记者安娜则称他为“一位介于匪徒与政治家之间的人物”。
尽管他的黑社会背景难以回避，但他对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，确实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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